青岛属虎温州属狗
中国区域经济有多种发展模式，其中，青岛和温州是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
青岛模式的特点是，区域经济主要靠大企业支撑。在青岛有海尔、海信等大集团。这十大集团的产值，占青岛经济的比重达50％以上。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在青岛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区域经济主要靠小企业支撑。温州有近十万家中小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对温州经济贡献率高达90％。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对温州很少有投资，温州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国有企业。
在青岛，较多的经济活动，被少数大企业包揽，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代替了企业之间的市场协调。在温州，除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由众多的中小企业分散进行，分工很细。如打火机，一个小小的产品由几百家企业分工生产，有的企业只生产打火机的弹簧，有的只生产外壳，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在温州，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代替了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
结果，在温州，老板比较多。每个企业就算只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就有10万个老板。一个打火机、一双皮鞋、一个低压电器产品，都是由众多老板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可称为老板经济。在青岛则是车间主任多，分公司经理多，一个产品是由众多车间主任、分公司经理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又可以称为车间主任经济。
老板多还是主任多
车间主任与老板的区别如下：
前者只拿少量奖金。车间主任一个月创造1000万元的效益，公司总部可能只给他10万元、20万元的奖金；而老板创造1000万元、2000万元效益，全部归自己所得。后者的动力比前者就大得多。如果把老板比作火车头，把车间主任比作车厢，那么，在青岛，一个火车头拉了几十节甚至几百节车厢。而且，有些火车头还不一定是真的火车头。比如，海信是国有企业，周厚健并非真正的老板，他也是拿工资的，也是车厢。只不过，因为周厚健本人奉献精神比较强，假老板当作真老板，将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企业来打理，才使海信这一列车有了一个动力很强的火车头。
在温州，一列长长的火车被拆开，每节车厢上加了一个火车头。结果，整个温州经济的动力很强。
老板生产的零部件，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配套的，生产同一种零部件的企业不止一家，而是有数十家，只有那些质量好、价格低的企业才能优先出售。因此，这种配套是竞争性配套。在这种竞争性配套体制下，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创新，不断进取。车间主任所生产的零部件，是垄断性配套。既使成本高一点，既使质量不是最优，最后也用得上。相比之下，车间主任就很少有市场的压力。
两种经济模式的直接表象是，在温州是老板多，创业者多；在青岛是打工仔多，连张瑞敏也是一个高级打工者，因为海尔不是他的，他只是海尔的职业经理人。
在温州，因为老板多，10万家企业，每个企业至少有夫妻两人操心，整个温州就有20万人操心，即，有20万人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在青岛，因为老板少，操心的人就少，整个青岛经济主要靠张瑞敏、周厚健等少数人操心。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温州经济称为“有更多人操心的经济”，把青岛经济称为“只有少数人操心的经济”。
两种经济模式的最终结果是，温州的富人多，青岛的穷人多。在温州，有近两千亿元民间存款，有一千多亿元现金，再把各家的厂房和楼房加起来，整个温州的民间财富不会少于一万亿。而青岛因为打工仔多，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比起温州来自然会少得多。在温州，包括机场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都有民间投资，有些基础设施甚至主要靠民间投资。而在青岛，大量的海滨别墅闲置。据说，这些别墅的买者主要是外地人。
企业为何难做大
近年来，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喊一个口号，即“做大做强”。但中国企业界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许多企业在规模不是很大的时候，管理成本很低，经济效益很好。企业一大，管理成本迅速上升，效益大幅度下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多，加上企业分布区域更广泛，委托代理链条就延长。在一根根较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上，集结着众多的有可能捞一把就走的人，即所谓的代理人。
在这里，之所以用“有可能捞一把就走”来描述代理人，其中包含了以下几点：
其一，代理人有决策权，具备了捞一把就走的有利条件。
其二，代理人有信息优势，他可以用所掌控的信息优势欺骗委托人。当他捞得还不是很多的时候，委托人很难发现，继续委以重任。
其三，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很好，如果代理人的职业操守很好，他不会辜负委托人的期望，不会捞一把就走；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较差，如果经理人素质较差，他一旦有权力，就可能会放大使用，以权谋私。
其四，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执法是否严格。如果法制健全，执法较严，代理人的任何违规，都会受到法律严惩，则大多数代理人有了权力之后，不敢捞一把就走。比如，如果国家有职业经理人的竞业机制，即离开现有企业之后，几年之内不能到竞争对手的企业工作，则整个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把企业技术和客户带走，自己另起炉灶，与原有企业对着干。
其五，管理水平。如果企业的管理水平很高，企业长大一倍，管理水平提高1.5倍，这样，即使管理层次较多，委托代理链条较长，代理人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
目前的中国社会，信用状况并不理想，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有待完善，企业的管理水平比较差。正是以上这些，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难以支撑大企业，这是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取长补短是良策
正因为如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内，“小狗经济”有优势，家族模式有优势。浙江经济之所以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浙江的许多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能把美国、日本、欧洲的企业打败，就是因为“小狗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家族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主体。
当然，“小狗经济”也有劣势。比如，嵊州市有一千多家企业做领带，有近百个品牌。但是，没有一家企业能像海尔或海信那样，拿出几千万元创品牌。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元或几亿元在全国甚至国外建市场体系，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元进行科研开发。
取长补短的具体办法是，在青岛的一些大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外包，在大企业周边，在整个青岛培养出一大批“小狗”，培养一大批老板，然后，用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把一部分车间主任经济变成老板经济。
在温州，甚至整个浙江，需要从众多“小狗”中尽快长出几只“老虎”。这方面，柳市镇已经很成功。该镇从众多小型低压电器企业中，成长出了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大企业，即在一群“小狗”中，长出两只大老虎。既保留了小企业的活力，又有大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在国内外建渠道、创品牌。这样的生态，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企业生态。（摘自《经济学实话》中国发展出版社
转载文章。原文出处：《特别关注》；作者：钟朋荣
